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争议解决和监管诉讼团队的合伙人邝永骏律师, 登上了2024年LexisNexis® （律商联讯）的“LexisNexis® 40 UNDER 40” （“40位40岁以下精英”）榜单（大中华区）。

LexisNexis® 40 UNDER 40奖项是一项由LexisNexis®（全球知名的法律、监管和商业信息服务提供商）颁发的著名奖项，旨在表彰40位年龄在40岁以下、在其法律领域展示了卓越的潜力和强烈的发展动力的顶尖法律专业人士。Jun在2024年榜单中获得认可，标示了邝律师在过去一年中的贡献，还凸显了他的卓越表现。

邝律师与铭德有限法律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的争议解决团队工作了十多年，积累了广泛的争议解决实践经验，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监管、有争议的遗嘱认证和遗产管理、竞争法监管案件和商业诉讼方面。邝律师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在团队处理的许多重要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涉及亿万富翁遗产争议的长时间高等法院审判、竞争事务审裁处的执行诉讼、协助一香港上市公司进行内部调查以让其恢复股份交易、以及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中的监管诉讼。

邝律师提供卓越法律服务的能力及提供实用、以客户为中心的建议，不仅为铭德所创造了显著价值，也推动了他在大中华区的法律业务。邝律师最近通过大湾区律师资格考试，进一步展示了他扩展服务客户能力和服务范围的承诺。

这一荣誉是对铭德所的集体努力和支持文化的肯定，也反映了铭德所追求卓越和创新的高标准。

我们向邝律师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获得这一实至名归的荣誉。我们为邝律师是铭德所团队的一员感到自豪，并期待他继续取得成功。请与我们共同庆祝邝律师的这一非凡成就。

于2024年11月12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向证监会持牌法团（“持牌法团”）发布了一份通函，关于持牌法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models）（“AI语言模型”），或以AI语言模型为基础的第三方产品，提供与其受规管活动有关的服务或功能（“通函”）。证监会确认，持牌法团可以使用或正在使用AI语言模型来回应客户查询、总结资料、生成研究报告、识别投资讯号，及生成电脑代码。

证监会支持持牌法团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AI语言模型，以便促进创新及提升营运效率。在通函中，证监会提醒持牌法团使用AI语言模型的有关风险，包括幻觉风险（hallucination risks）、偏见、网络攻击、不慎泄漏机密资料，及违反个人资料私隐与知识产权法例。证监会亦对使用AI语言模型的持牌法团提出了监管要求，包括落实有效的政策、程序，及内部监控措施。其中包括，持牌法团应确保落实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及管治、适当的模型风险管理、有效的网络保安，及数据风险管理。

此外，证监会将使用AI语言模型向投资者或客户提供投资建议、意见或研究视之为高风险用例。因此，持牌法团须就此类高风险用例采取额外的风险纾减措施，包括在将AI语言模型的输出内容转达给使用者前，在过程中应有人员介入负责处理幻觉风险及确保有关内容的事实准确性。证监会提醒有意在高风险用例中使用AI语言模型的持牌法团，必须遵守《证券及期货（发牌及注册）（资料）规则》下的通知规定，并鼓励他们与证监会商讨有关计划。

根据通函，本所留意到证监会的一般态度是，提供正确资料的义务在于持牌法团自身的责任及其专业责任。如出现错误信息，责任不在于AI语言模型，而在于使用者，尤其是在此情况下未能进行必要核实的持牌法团。此种态度并不新颖，AI语言模型的使用将取决于人员监督的有效性，及识别可由AI语言模型执行并应由其执行的任务的能力。

请点击此处查阅通函全文。

在最近的CTBC Bank Co., Ltd. v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2024] HKCFI 2820一案中，香港法院原讼法庭（“法院”）驳回了被告以不便诉讼地原则（forum non conveniens）（“FNC”）为由提出搁置程序，将诉讼交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法院”）进行审理的申请。在今年早些时候，本所汇报了另一起香港法院驳回类似申请的案件（于此处参见本所此前的新闻更新）。

背景

在一单涉及从南美向中国内地出售绿色石油焦的交易中，原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担任卖方的银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则担任买方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卖方开立了一份以其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信用证”），卖方向中国工商银行提交了所有符合要求的单据，及一张金额约为6300万元人民币（“款项”）的汇票，规定中国工商银行在汇票见票后90天内付款。中国工商银行确认了接受这些单据，并将付款日期定为2023年8月30日（“确认”）。依赖于该确认，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将该款项存入了卖方的账户。

随后，在2023年8月30日之前，贵阳法院下达临时禁令，禁止中国工商银行支付该笔款项。该禁令与买方在贵阳法院起诉卖方及中国工商银行贵州分行的诉讼中提出的欺诈指控有关（“内地欺诈诉讼”）。该内地欺诈诉讼是于2023年9月20日启动的。于2023年11月22日，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在香港对中国工商银行提起诉讼，追讨信用证及汇票项下的该笔款项。

在香港诉讼程序启动后不久，于2023年12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又以买方涉嫌信用证欺诈为由，另行在贵阳法院提起了诉讼，起诉卖方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要求撤销确认及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内地承兑诉讼”）。

不便诉讼地（FNC）原则

关于FNC的适用原则最近在ING Bank NV v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2024] HKCFI 2220一案中有所阐述（参见本所此前的新闻更新）。为解答是否存在另一个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可用法院可以更适当地审理诉讼以维护各方利益及实现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法院采用了三阶段的测试标准：

1. 首先，申请搁置的被告必须证明（i）香港并非自然或适当的诉讼地；及（ii）存在另一个较香港明显或显著地更适当的可用诉讼地（“第一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审判的角度考虑的；
2. 如果被告同时证明了上述（i）及（ii）项，则原告必须证明如诉讼在香港以外的诉讼地审理，他将被剥夺合法的个人或司法优势（“第二阶段”）；
3. 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这一点，法院就必须权衡其他诉讼地的优势与原告可能遭受的劣势。最终的问题在于，替代诉讼地能否实现实质性的公平（“第三阶段”）。

法院的判决

经考虑并权衡所有相关因素后，法院并不认为贵阳法院明显地或显著地较香港法院更适合审理本案：

• 尽管由于履行地是在内地，信用证的适用法律将是中国内地法律，但在商业领域，香港法律与中国内地法律间不大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专家报告亦未揭示任何重大差异。此外，众所周知，香港法院具备处理中国内地法律问题的能力。
• 就中国工商银行的欺诈索赔而言，该索赔涉及事实问题，而香港法院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经验丰富。
• 就中国工商银行的其中一项抗辩而言，中国工商银行辩称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事实上没有议付信用证。同样，香港法院在处理这项法律问题上亦不存在任何困难。
• 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搁置诉讼程序的主要论点是贵阳法院存在平行诉讼及存在判决不一致的风险。中国工商银行有可能在不得不违反禁令的情况下，被判必须履行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付款的义务，而这将对中国工商银行造成真实的损害。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理由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在内地欺诈诉讼的程序中仅作为第三方，并没有权利提出独立的申索，因此该内地诉讼程序的解决不会为其提供任何救济。法院认为，贵阳法院确实有可能不会对某些关键问题作出判决，包括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是否确实议付了信用证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是否善意地进行了议付。
• 至于中国工商银行提起的内地承兑诉讼，该程序是在本案启动后才启动的。法院认为，尽管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有权在内地的这些诉讼程序中提出反诉，但不应该强迫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参与这些诉讼，特别是当这些诉讼涉及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利益无关的其他各方时。
• 尽管部分证人居住在内地，但法院认为，并无证据表明任何证人无法亲自或通过视频方式在香港出庭作证。卖方的证人已表示不愿在内地法院出庭作证，但愿意在香港法院出庭作证。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证人显然在香港。

结论

近年来，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跨境纠纷显著增加。此类增长可归因于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及管辖双方互动的复杂法律环境。随着两个司法管辖区的企业与个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贸易、投资及各类商业活动，发生法律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香港法院以公正及恪守法治著称，在裁决此类纠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法院通过考虑司法管辖权、准据法及解决冲突最合适的诉讼地等因素，竭力平衡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利益。

通过研究最近两起基于FNC的搁置诉讼申请，可以留意到香港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准据法是中国内地法或涉及内地因素而轻易搁置香港的诉讼程序。香港法院会仔细审查并采用严谨的原则性方法来深思熟虑地处理任何管辖权异议，同时兼顾所有各方的利益并维护司法公正。

请点击此处查阅完整的判决书。

在最近Yang Zhizhong v Nomur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2024] HKCFI 2192一案中，原讼法庭（「法庭」）详细讨论了雇佣合约中的隐含条款。

1. 事实概述

杨先生（「杨」）是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野村」）的前高级董事长。在野村终止其雇佣合约后，他向野村提出申索，要求野村赔偿违反其雇佣合约所造成的损失。野村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和股票研究业务，并受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监管。

杨于 2011 年被任命为投资银行部主席。2015 年，他安排并出席了由他、刘女士（野村中国股票研究主管）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潜在申请人）首席执行官之间的三方会议（「三方会议」）。野村随后被授权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提供协助。

2016 年，证监会对野村的业务进行了例行检查，并对三方会议表示关注，因为该会议使野村的投资银行部门（通过推动首次公开募股赚取费用）和研究部门（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影响投资大众）之间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进行内部调查后，野村认为杨没有主动采取措施来管理产生利益冲突的观感。 这最终导致野村解雇了杨。

另外，杨当时接受了汇丰银行的雇佣要约。对此，杨与野村之间进行了有关杨离职的讨论，但双方最终未就条款达成一致。

杨声称野村违反了其雇佣合约的隐含条款，包括：

1) 向他发出警告信；

2) 拒绝向他发放 2016/17 业绩年度的酌情奖金；以及

3) 以裁员为由终止与他之间的雇佣关系。

2. 法庭判决

法庭驳回了杨的申索，并讨论了雇佣合约中的隐含条款，其中包括：

互信责任

法庭确认了判断隐含的互信责任的标准，即：

1) 雇主的行为是否相当可能破坏或严重损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任和信赖。这需要根据所有情况进行客观评估；

2) 该行为是否有合理和合宜的因由；以及

3) 该行为是否旨在破坏或严重损害这种关系。

法庭被要求裁定的争论点是，该隐含责任是否适用于：(i) 野村向杨发出警告信的决定；(ii) 野村不向杨发放 2016/17 年度奖金的决定；以及 (iii) 野村终止与杨之间雇佣关系的决定。法庭拒绝将这一义务套用于野村终止与杨之间雇佣关系的决定，因为这一义务涉及维护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持续关系，因此不能适用于这段关系的终止。

法庭还裁定，野村因杨的不当行为而发出警告信，并没有违反隐含的互信责任条款，因为野村是按照野村员工手册的规定行事的。野村拒绝发放酌情奖金的决定也没有违反隐含的互信责任条款，因为野村做出此决定时，在杨离职讨论期间，它仍然打算在杨的剩余任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Braganza v BP Shipping Ltd and another [2015] 1 WLR 1661 案中的义务（「Braganza义务」）

法庭确认了Braganza义务的判断标准（即：在合约提供表面上无约制的权力或酌情权的情况下，决策者有责任真诚、合理和出于适当目的地行使此酌情权，而不是任意或反复无常地或不以真诚的方式行使此酌情权），即：

1) 野村是否已经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并排除无关因素；以及

2) 结果是否过于离谱，以至于任何合理的决策者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果。

法庭认为，Braganza义务适用于野村拒绝向杨发放酌情奖金的决定，并与隐含的互信责任条款并存。

法庭运用此判断标准，认定野村在做出该决定时没有作出不合理的行为（因此没有违反Braganza 义务），因为野村已经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例如杨的不当行为及其对野村的财务贡献不断减少，并排除了所有无关因素。

禁止规避条款

该条款探讨野村是否因为希望避免杨有资格获得或领取奖金，而行使权利去终止与杨之间的雇佣关系（通过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

根据事实，法庭认为，虽然杨并不是因裁员而被解雇，但野村有权提前三个月通知杨去终止与他之间的雇佣合约。 终止雇佣合约的目的不可能是剥夺杨的酌情奖金，因为终止通知是在作出奖金决定之后发出的。

结论

因此，法庭裁定野村并无违反上述隐含条款。

3. 影响

本案例对于如何诠释雇佣合约中的隐含条款提供了指引，让雇主和雇员更清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提醒雇主有责任真诚、合理和出于适当目的地行使酌情权，即使他们拥有唯一或绝对的酌情权。 这尤其适用于雇主决定应否行使酌情权给予员工奖金。 雇主亦应注意，若雇员纪律程序属于合约性质，雇主必须遵循合约所规定的纪律程序。

判决全文可在此处取得（仅提供英文版本）。

2024年9月30日，法院就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诺奇”）前首席财务官的取消资格令颁布了判决理由（HCMP 736/2019，“福建诺奇案”）。该首席财务官被令三年内不得参与香港任何公司的管理，并被命令支付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的讼费。

在日期为2024年10月18日的证监会新闻稿中，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强调了首席财务官在保护企业资产、确保准确的财务披露以及向董事会报告可疑交易方面的重要性。证监会特别指出，福建诺奇案明确表明，首席财务官负有“监督职责，须就可疑交易作出适当查询，并及时就此向董事会汇报”。

根据证监会的调查，在福建诺奇案中，福建诺奇股份在2014年1月上市后不久，其上市募集资金中的2.25亿元人民币在未经适当批准的情况下被提取，且并非用于真正的商业用途。法院在颁布取消资格令时指出，该首席财务官存在明显的不称职与疏忽，但没有指控其不诚实。在该案中，福建诺奇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对该首席财务官隐瞒了信息。

将福建诺奇案与较早的一起案件（HCMP 1462/2019，“长港敦信案”）进行比较可能会有所裨益。在长港敦信案中，证监会成功地对长港敦信实业有限公司（“长港敦信”）的前首席财务官取得了取消资格令及赔偿令。在该案中，长港敦信的前主席兼執行董事挪用了该公司进行股份配售及债券配售的所得款项。该首席财务官不仅未有通知核数师、审核委员会及董事会关于主席挪用1.63亿港元的情况，还采取了隐瞒挪用行为的行动。鉴于其严重的失当行为，他被取消资格10年，并被命令偿还挪用的金额及利息，并支付证监会的讼费。

这些与首席财务官的“报告及保护”职责相关的案例突显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首席财务官角色的扩展。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财务范畴，需要对新的挑战及风险有更全面的把握。传统上，首席财务官的主要角色集中在财务管理，以确保公司的财务健康及有能力履行其义务。尽管这仍然是一项关键职责，但今天的首席财务官必须应对更广泛的任务。现代的首席财务官需要有能力能够处理公司财务以外的各种事务，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维护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